起强圉作噩十月，尽屠维大渊献四月，凡一年有奇。 ○孝宗绍统同道冠德昭功哲文神武明圣成孝皇帝淳熙四年（金大定十七年） 冬，十月，戊辰，金州副都统制李思齐请官军择有才略智勇人，不次升擢，帝曰：“专用年限，则才者无以自见；许躐次升差，则兵官得人矣。” 己巳，夏国进百头帐于金，金主诏却之境上。其使因边臣求入，乃许之。 丙子，诏：“阴雨多日，太理寺、临安府并属县及两浙西路诸州县见禁罪人，在内委台官，在外委提刑，躬身检察决遣；如路远分委通判。杖已下并干系等人，日下并行疏放。” 丁丑，金制：“诸明安，父任别职，子年二十五以上，方许承袭。” 己卯，赵雄言：“湖广总领所岁有给降度牒定数，不知绍兴年间不曾给降，亦自足用。岂绍兴三十年创制以万人为额之前，度牒初未行也！”帝曰：“朕甚不欲给降度牒，当渐革之。” 庚辰，诏幸茅滩。上抽摘诸军人马按教，宰执、管军、知閤、御带、环卫官，自祥曦殿戎服起居从驾，馀免。 辛巳，金主谓宰臣曰：“今在位不闻荐贤，何也？昔狄仁杰起自下僚，力扶唐祚，使即危而安，延数百年之永。仁杰虽贤，非娄师德，何以自荐乎？” 癸未，金主谓宰臣曰：“近观上封章者，殊无大利害。且古之谏者，既忠于国，亦以求名，今之谏者，为利而已。如户部尚书曹望之，济南尹梁肃，皆上书言事，盖觊觎执政耳，其于国事，竟何所补！达官如此，况馀人乎！昔海陵南伐，太医使祁宰极谏，至戮于市，本朝以来，一人而已。” 十一月，乙亥，金州管内安抚司，申本州管保胜军见阙衣甲。帝曰：“衣甲不可不理会。旧来主帅，令义士赤肉当敌，此何理也！” 丁酉，诏两淮归正人为强勇军。 戊戌，金复以图克坦克宁为平章政事。金主欲以制书亲授克宁，主者不知上意。乃克宁已受制，金主谓克宁曰：“此制朕欲授与卿，误授之外也。”又曰：“朕欲尽徙，卿宗族在山东者，居之近地。卿族多，官田少，无以尽给之，乃选其最亲者。” 庚子，以赵雄同知枢密院事。 枢密院进内外诸军缴申逃亡事故付身，帝曰：“近来军中之弊，以渐而革。如逃亡事故付身，有家累者批凿，无家累者焚毁，数年之间，免冒滥者多矣。”赵雄曰：“如军中升差与拣汰离军之人，令赴密院审察，皆有去取。”帝曰：“行之稍久，主帅自不敢用私，喜怒有所升黜也。” 丙午，李川言：“近不许管军官接见宾客，川自准圣训，不敢妄见一人，遂敛众怨，动生谤议。”帝曰：“李川能如此遵守，诚不易得。可与再行约束，仍奖谕李川，将帅能如此执守，共副朕意，勿恤众怨，谤议虽起，不足虑也。” 戊申，郭钧乞将右军统制田世雄改充中军统制，缘止系改移，非创行升差，请免赴枢密院审察。帝曰：“初除统制时，曾经审察乎？”赵雄言旧来止是宣抚司升差，未经审察，帝曰：“审察之法，岂辄可废！若以为正当防秋，可令至来年中春准法赴枢密院审察，给降付身。” 庚辰，金以尚书左丞石琚为平章事。 金主谓宰臣曰：“朕尝恐重敛以困吾民，自今诸路差科之烦细者，亦具以闻。” 十二月，戊辰，金以渤海旧俗，男女婚娶多不以礼，必先攘窃以奔，诏禁绝之，犯者以奸论。 壬申，金以尚书右丞唐古安礼为左丞，殿前都点检富察通为右丞。金主谕宰执曰：“朕今年五十有五，若逾六十，虽欲有为而莫之能也。宜及朕康强，凡国家政事之未完与法令之未一者，皆修举之。卿等开陈，朕不敢怠。” 甲戌，臣僚言：“农田之有务假，始于中春之初，终于季秋之晦，法所明载；州县不知守法，农夫当耕耘之时而罹追逮之扰，此其害农一也。公事之追邻保，止及近邻足矣；今每遇乡村一事，追呼干连，多至数十人，动经旬月，吏不得其所欲，则未肯释放，此其害农二也。丁夫工伎，止宜先及游手，古者所谓夫家之征是也；今则凡有科差，州下之县，县下之里胥，里胥所能令者，农夫而已，修桥道，造馆舍，则驱农为之工役，达官经由，监司巡历，则驱农为之丁夫，此其害农三也。有田进不耕，而耕者无田，农夫之所以甘心焉者，犹曰赋敛不及也；其如富民之无赖者不肯输纳，有司均其数于租户，吏喜于舍强就弱，又从而攘肌及骨，此其害农四也。巡尉捕盗，胥吏催科，所至村疃，鸡犬为空，坐视而不敢较，此其害农五也。”有诏：“州县长吏常切加意，毋致有妨农务。” 乙亥，大阅殿、步两司诸军于茅浚。帝登台，殿帅王友直、步帅田卿奏人马成列。举黄旗，诸军统制已下呼拜已，乃奏发严。举白旗，声四鼓，变方陈，次变四头八尾陈，以御敌之形，次变大陈方。次举黄旗，声五鼓，变圆陈。次举皁旗，声二鼓，变曲陈。次举青旗，声三鼓，变直陈。次举绯旗，声二鼓，变锐陈。管车奏五陈教毕。帝甚悦，因谕友直等曰：“器甲鲜明，纪律严整，皆卿等留心军政，深可嘉尚。”犒赐将士有差。 戊寅，前浙东提举何称言：“本路措置水利，创建湖浦塘埭斗门二十处，增修开浚溪浦埂堰六十三处，计灌溉民田二十四万九千二百六十六亩。”诏浙东提举姚宗之核实具奏。 是岁，知遂宁府杜莘老举布衣聂山行义，召不至。赐出身，添差本府教授。寻乞致仕。 乾道初，定节度使至正任刺史除上将军，横行遥郡除大将军，正使除将军，副使除中郎将，使臣以下除左右郎将。正任，谓承宣使至刺史也；遥郡，谓以阶官领刺史至承宣使也；正使，谓武义大夫以上也；副使，谓武翼郎以上也；使臣以下，谓训武郎以下也。至是诏：“今后环卫官、节度使除左右金吾卫上将军、左右卫上将军，承宣使、观察使为诸卫上将军，防御使至刺史、通侍大夫至右武大夫为诸卫大将军，武功大夫至武翼大夫为诸卫将军，正侍郎至右武郎、武功郎至武翼郎为中郎将，宣赞舍人、敦武郎以下为左右郎将。” 四川制置使胡元质言：“为蜀民之病者，惟茶、盐、酒三事为最；酒课之弊，近已损减。蜀茶，祖宗时并许通商，熙宁以后，始从官榷，当时课息，岁过四十万。建炎军兴，改法卖引，比之熙宁，已增五倍。绍兴十七年，主管茶事官增立重额，逮至二十五年，台谏论列，始蒙蠲减。当郑霭为都大提举，奉行不虔，略减都额，而实不与民间尽蠲前官所增逐户纳数。又越二十馀年，其间有产去额存者，有实无茶园，止因卖零茶，官司抑令承额而不得脱者，似此之类不一，逐岁多是预复茶引于合同官场，逐月督取。张松为都大提举日，又计兴、洋诸场一岁茶额，直将茶引复与园户，不问茶园盛衰，不计茶货有无，止计所复引数，按月追取岁息，以致茶园百姓愈更穷困。欲行下茶马司，将无茶之家并行停阁，茶少额多之家即与减额。”诏元质与茶司及总领司措置。 元质又言：“盐之为害，尤甚于酒。蜀盐取之于井，山谷之民，相地凿井，深至六七十丈，幸而果得咸泉，然后募工以石甃砌。以牛革为囊，数十人牵大绳以汲取之，自子至午，则泉脉渐竭，乃缒人于绳令下，以手汲取，投之于囊，然后引绳而上。得水入灶，以柴茅煎煮，乃得成盐。又有小井，谓之‘卓筒’，大不过数寸，深亦数十丈，以竹筒设机抽泉，尽日之内，所得无几。又有凿地不得咸泉，或得泉而水味淡薄，煎数斛之泉不能得斤两之盐。其间或有开凿既久，井老泉枯，旧额犹在，无由蠲减；或井大井损，无力修葺，数十年间，空抱重课；或井筒剥落，土石湮塞，弥旬累月，计不得取；或夏冬涨潦，淡水入井，不可烧煎；或贫乏无力，柴茅不断，虚失泉利；或假贷资财以为盐本，费多利少，官课未偿，私债已重；如此之类，不可胜计。欲择能吏前往，逐州考核盐井盈亏之数。先与推排等第，随其盈亏多寡而增损之，必使上不至于重亏国计，下实可以少舒民力。”诏元质与李蘩共描置条具奏闻。 元质又言：“简州盐额最为重大，近蒙蠲减，折估钱五万四千馀缗。但官司一时逐井除减，使实惠未及下户。富厚之农，动煎数十井，有每岁减七千缗者；下等之家，不过一二十井，货则无人承当，额徒虚欠，官司不免督责。望委制置司，再将向来已减之数，重行均减。其上户至多者，每数不得减过二千贯，其馀类推，均及下户。” ○孝宗绍统同道冠德昭功哲文神武明圣成孝皇帝淳熙五年（金大定十八年） 春，正月，辛丑，侍御史谢廓然言：“近来掌文衡者，主王安石之说，则专尚穿凿；主程颢之说，则务为虚诞。虚诞之说行，则日入于险怪；穿凿之说兴，则日趋于破碎。请诏有司公心考校，无得徇私，专尚王、程之末习。”从之。 庚戌，金修起居注伊喇杰言朝奏屏人议事，虽史官亦不与闻，无由记录，金主以问宰相石琚、右丞唐古安礼，琚等对曰：“古者史官，天子言动必书，以儆戒人君，庶几有畏也。周成王剪桐叶为圭，戏封叔虞，史佚曰：‘天子不可戏言，言则史书之。’以此知人君言动，史官皆得记录，不可避也。”金主曰：“朕观《贞观政要》，唐太宗与群下议论，始议如何，后竟如何，此正史官在侧记而书之耳。若恐漏泄机事，则择慎密者任之。”朝奏屏人议事，记注官不避，自此始。 庚申，金免中都、河北、河东、山东、河南、陕西前年被灾租税。 壬戌，金主如春水。 是月，永康陈同诣阙上书曰：“吴、蜀，天地之偏气；钱塘，又三吴之一隅。当唐之衰，钱镠以闾巷之雄，起主其地，自此不能独立，常朝事中国以为重。及我宋受命，俶以全家入京师而自献其土，故钱塘终始五代，被兵最少，而二百年之间，人物日以蕃盛，遂甲于东南。及建炎、绍兴之间，为六飞所驻之地，当时论者固疑其不足以张形势而事恢复矣。秦桧又从而备百司庶府，以讲礼乐于其中，其风俗固已华靡；士大夫又从而治园圃、台榭，以乐其生于干戈之馀，上下宴乐，而钱塘为乐国矣。一隙之地，本不足以容万乘，而镇压且五十年，山川之气，亦发泄而无馀。故谷粟桑麻丝枲之利，岁耗于一岁；禽兽鱼鳖草木之生，日微于一日；公卿将相，大抵江、浙、闽、蜀之人，而人才亦日以凡下，场屋之士以十万数，文墨稍异，已足称雄于其间矣。陛下据钱塘已耗之气，用闽、渐日衰之士，而欲鼓东南习安脆弱之众，北向以争中原，臣有以知其难也。荆、襄之地，东通吴、会，西边巴、蜀，南极湖、湘，北控关、洛，左右伸缩，皆足以为进取之机。今诚能开垦其地，洗濯其人，以发泄其气而用之，使足以接关、洛之气，则可以争衡于中国